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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东谈主生最富创造力的岁月扎根中国。他始创了仰韶文化的参谋，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东谈主奇迹发掘的大幕，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东谈主之一。安特生的主要学术遗产储藏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从北极探险家到中国考古前驱，他的一世充满冒险与冲突。

撰文 | 范明

本年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诞生150周年。1914年，安特生行为北洋政府矿务参谋人第一次来到中国。1921年，他主导发现并发掘了在河南的新石器期间仰韶文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之后安特生又赶赴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教诲，发现了一系列此前未知的石器期间和青铜期间文化遗存。安特生的科考回报均由中国地质观察所主持的《中国古生物志》发表，引起了海外范围内的庸俗关注，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现代地质学自诞生以来就与古生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密切关连，安特生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在地质观察进程中无意发生的。他的凄婉观察涵盖了现代海外地球科学中更庸俗的跨学科参谋界限，并为寻找东谈主类祖宗和中中语明的起源作念出渊博孝顺。

安特生亲自经验了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的风浪幻化以及异常繁重的现代化程度，包括北洋时期的多元政事、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通晓、国民创新以及日军侵华等要紧事件。他与袁世凯、张謇、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等重要东谈主物均有平直往复，与瑞典王室、政商界高层以及学术界也有邃密的私东谈主关系。

安特生对于中中语明的价值有着私有观点，他与中国的一又友和同业沿途，在东西方文静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瑞典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扬·罗姆加德（Jan Romgard）参考了普遍原始档案云尔、采访了多位当年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中瑞科学家的后东谈主，于2018年出书了《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作家在书中阐发了在一个以渴慕探索为特征的期间，瑞典初次与欧洲以番邦度进行要紧科学交流、并险些被淡忘的故事。

左：安特生的肖像油画，右：《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封面

北洋矿政司的安参谋人

安特生降生于瑞典中部纳尔彻省（Närke）克尼斯塔（Knista）教区，是一双农场主独一的孩子。他从少年期间起就对地质学参谋感兴趣兴趣，十几岁时获取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NRM）的奖学金，于 1890-1895 年间在纳尔彻和波罗的海厄兰岛（Öland）从事化石聚集的夏令管事。1892年安特生插足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898 年被NRM招募赶赴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进行极地探险。次年安特生又行为熊岛（Björnön）探险队队长复返北极地区，并于1902年完成了跨学科论文《熊岛地层和构造论》，获取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1901-1903 年间，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öld）结合的瑞典第一支南极探险队。探险归来后，二东谈主合著了《南极——冰天雪地的两年》一书，获取宇宙声誉。

1906 年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度地质观察所（SGU）长处，191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瑞典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中，当然资源的开发被视为国度现代化的先决条目。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关连的科学参谋处于宇宙首先地位。恰是在这一布景下，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于191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书记长，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谈夫（Gustav Adolf）致开幕词，大会的主要议题是铁矿石资源、冰河后表象变化、冰川侵蚀、寒武纪动物群、前寒武纪和极地地质等。会后安特生行为组织者，促成群众范围内对铁矿石资源和表象变化进行观察，主编并出书了两卷本的《宇宙铁矿志》。此次大会成为瑞典地质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及几年后在地质学、考古学方面中瑞两国互助的前奏。

1903年冬，安特生（中）与两位探险队友被困在南极但愿湾，获救后所摄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之一。清帝逊位，军阀混战，对于重生的中华民国来说，铁和煤是国度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那时中国采矿业弥散处于番邦戒指之下。经曾任山西大学堂地质学和化学教员的瑞典东谈主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推选，瑞典首任驻中日公使Gustaf Oscar Wallenberg与扶植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矿政司司长杨廷栋等官员进行了两年傍边的商谈，安特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高薪聘用为参谋人。他从SGU请了一年学术假，与包括新常富、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gengren）等瑞典同业沿途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于1914年5月16日到达北京。是年7月3日，他在北京渡过了40岁寿辰，兼并天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安特生莫得料想的是，不久后一战爆发，宇宙因此变嫌，而他我方则在中国停留了11年之久。

安特生十分明晰我方行为北洋政府矿务参谋人的职责，便是“在职何情况下都将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对抗列强，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和商界也但愿他专揽这一契机为瑞典在华利益的历久发展服务。来到北京后不久，安特生即入辖下手寻找新矿产并绘画资源舆图，他与新常富等东谈主很快在河北庞家堡勘测到了特大铁矿。1914年下半年，安特生最重要的管事是为中国采矿业制定规章。8月底日本对德打仗后，他感到与十年前日俄打仗期间的瑞典形势十分相似。安特生在11月28日提交的《对于中国改日钢铁工业》的回报中，建议北洋政府像当年瑞典国会那样，将两个重要铁矿国有化，他的参谋人合同也因此延迟一年。1915年春，安特生第二次与袁世凯会面，用矿石标本和图纸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呈报。1916年，他因铁矿勘查有功，受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英文版的绪论中写谈：“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庆幸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闇练的科学和文化的先进学问分子圈子里。因此使我雄厚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慕接受西方文静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同期也意志到我方文化遗产有价值的人命力。”这些有识之士试图从参差不胜的景观中重建我方的国度，丁文江（1887-1936）是其中最隆起的一位。1911年，丁文江获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后归国，1913年出任矿政司新开办的地质参谋所首任长处。1915年新年开始，安特生在位于北京戎马司巷子的矿政司办公室，与刚从云南教诲归来的丁文江再见。丁文江老诚的品格、深厚的学养、特出的才华、义结金兰的英语，如同北洋官场上的一股清流，给安特生留住了久了印象。

尽管政局摇荡，并莫得妨碍科学参谋的解放上升，1915年，丁文江和安特生初始计算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远景。面对空乏东谈主材、资金、典籍和现代化实验开采等多重贫苦，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入辖下手。当务之急是尽快缔造和完善零丁的地质观察所，这是之前丁文江还是作念的事情，为此安特生匡助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东谈主培训了中国脉土第一代地质学家，还指导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其次是建立一个地质博物馆并进一步建成地质学的学问库，这是安特生没世不忘的事情。另外便是络续还是初始的与瑞典NRM的交流互助，安特生专揽暑期回瑞典省亲的契机，将他和丁文江在中国教诲时发现的矿物和化石在斯德哥尔摩的实验室进行分析，而况把老东家瑞典SGU的一些展览拍下像片，行为议论中的地质矿产陈设馆的模板。在矿政司，东谈主们都称呼安特生为 “安参谋人”。

聚集古生物化石

1916年3月，矿政司与安特生续签了五年参谋人合同，他同期作念出了一个要紧决定，即向瑞典政府递交辞呈，辞去SGU长处的永恒职位并移居中国。这在那时的瑞典是一件人命关天的事情，引起了公众谨慎和媒体报谈。安特生合计我方与丁文江正在从事一项地质学历史上全新的、意念念的、始创性的职业，从此他把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大草厂巷子的居所当成了我方竟然的家——在家里他被称为“安老爷”，中国也成为安特生的第二故乡。1916年夏天，地质观察所在戎马司巷子9号院（现为15号院）认真挂牌开张，开展了那时瑞典限制最大的海外科学互助名目。安特生与丁文江十分默契，两东谈主一同创造了中国地质学史和史前史参谋上的诸多奇迹，地质观察所是民国时期缔造最早、限制最大、最具海外声誉的国立参谋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

北京戎马司巷子的地质观察所原址（笔者摄）

1914年安特生刚到中国时，赶赴京西斋堂煤田教诲，聚集到了普遍近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植物化石，因此发现了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1916年头，他在一次教诲归程半途经山西与河南交壤处的黄河，在河岸的陡崖上发掘到了一些蜗牛壳化石。经瑞典NRM的群众分析强项，这些化石来惬心约5600-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是初次在中国发现的第三纪地层。同庚夏天，安特生又在山西和北京等地发现了象牙、水牛和犀牛的骨骼化石，而之前从未传说过这些脊椎动物曾在如斯阴凉干燥的地方生计。这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强烈嗅觉到，他与丁文江对于中国史前史的互助参谋将是我方一世中可贵的机遇。15年前安特生也曾站在具有弥散不同表象的南极大陆上，却面对雷同的挑战。那次远征发现了普遍新地点和物种，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有劲把柄。

1916年袁世凯牺牲后，中国政事势力堕入分裂情景。由于资金短缺，安特生的地质教诲管事也严重受阻。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占领北京城的十几天里，“安老爷”在大草厂巷子的四合院吊挂了瑞典国旗，成为他的中国共事、一又友偏激家东谈主的临时避风港。那一年，安特生邀请瑞典NRM的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Halle）来华管事一年，对约略三亿年前的石炭纪煤层进行古植物学观察。地质参谋所第一批毕业生周赞衡行为助手，一直随同赫勒在中国管事。25岁的周赞衡获取瑞方资助，于1918年11月7日行为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在NRM师从赫勒参谋中生代古植物学。他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独一的中国东谈主，十分相宜那处的生活，很快就学会了瑞典语。瑞典大报《逐日新闻》还采访了周赞衡，并将他的像片刊登在报纸头版。

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优势波幻化的一年，亦然中瑞科学互助史上错误的一年。丁文江行为翻译和科学参谋人，陪伴梁启超列席巴黎融会并在欧洲教诲之后，越发感到以工业化救国济世、使中国融入现代化国度行列的紧迫。是年7月，丁文江应赫勒之邀看望安特生的故国瑞典，于2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904年康有为曾寄居斯京（当地华东谈主对斯德哥尔摩的亲切称呼），深为那处的山光水色、东谈主文风情迷惑，而丁文江却莫得那么多闲情逸致。他在赫勒及周赞衡的陪伴下，参不雅了落成不久的NRM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晚赫勒宴请丁、周二东谈主，以及曾在中国管事过的地质学家丁格兰、企业家和扶植东谈主拉格雷利乌斯（Axel Lagrelius）等来宾。在晚宴上，丁文江向在座的几位群众翔实了解瑞典的采矿和钢铁工业。他连夜乘坐火车，赶赴北部城市基律纳（Kiruna），参不雅教诲了瑞典最大的铁矿。

安特生等东谈主的管事不仅是一个对于中国当然历史的短期名目，而且与19世纪末以来瑞典科学家的极地探险以及对于地球表象变迁的参谋密切关连。1913年，安特生和诺登舍尔德沿途创立了瑞典南极委员会，原议论与大英博物馆互助开展新一轮南极科考，由于一战爆发而搁浅。1919年9月4日是中瑞互助史上具有重要意旨的一天，南极委员会主要成员开会决定将称号改为“中国委员会”，建议政府将蓝本应允拨给南极科考的经费转向安特生在中国的参谋议论，由拉格雷利乌斯担任管库。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是一位知名考古学家和艺术赏识家，尤其酣醉东方历史文化。他于1921年景为中国委员会新一任主席，进一步擢升了中国名所在声望，并有助于获取更多的私东谈主和国度资金。1950年王储登基后仍眷注于中国委员会的管事，直到1973年牺牲。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存的安特生在华教诲和丁文江的签名照（笔者摄）

1919年秋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汽船从日本唐津港启航归国。途经上海时，装载了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议论运往瑞典NRM进行强项后再返还中国。汽船灾难在台湾海峡失事，古生物化石全部千里入海底。这是自1914年以来，安特生和赫勒等在中国聚集到的险些系数化石，以及中国地质观察所尚未强项的古植物化石储藏。这意味着两国科学家以前的系数悉力全部清零，一切都要重新初始，对于刚刚起步的中瑞地质学互助酿成了千里重打击。平直受到影响的是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周赞衡，他原订的学习议论便是与导师赫勒沿途分析参谋这批古植物化石。为此，赫勒唯独向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借来他的私东谈主储藏行为替代品，其后在安特生及助手的匡助下又重新聚集了一批化石。1922年周赞衡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群众。

仰韶村的彩陶文化

在“北京”号汽船失过后的第二年，重生的中国地质观察所及中瑞互助际遇了苍劲的竞争敌手。位于纽约的好意思国当然博物馆议论组织一次对中国的跨学科全面教诲，他们蓄意以北京为基地，将发掘到的化石标本运回纽约进行分析强项，原理是中国莫得掌合手现代分析参谋圭表的机构。为幸免冲突和重叠性管事，丁文江和安特生致信好意思方，见告地质观察所议论教诲的地区，阔别了不同的参谋界限。二东谈主感到当务之急所以地质观察所的格式创办一份专科期刊，用于发表中瑞科学家的互助科研后果，为此开采了专项出书基金。由于经费短缺，安特生捐献了我方的近一半参谋人酬劳，统统两万五千元银洋，于1922年认真出书《 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ca Sinica）期刊。与许多国度只想从中国窃取资源不同，中瑞之间的互助议论创建了簇新的双赢模式。

在安特生的悉力下，瑞典中国委员会决定将其从政府获取的经用度于支付中瑞之间的输送、安特生的凄婉观察，以及地质观察所雇用青年学生聚集标本的用度，截止到1924年的资助跨越十万元银洋。为了相宜行将加多的管事量，举例按时返还在瑞典分析的化石标本、实时撰写科学回报和论文等，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的参谋军队也赶快扩大，招收了新的参谋助理和博士生。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和拉格雷利乌斯也参与了资金的召募管事，举例争取到了瑞典洋火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对《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书扶植，由丁文江出任主编的期刊其后成为宇宙一流学术刊物。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缔造，地质观察所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公立当然科学博物馆——地质矿产陈设馆以及地质藏书楼，安特生曾任陈设馆第三任馆长。

中国地质学会成随即的合影：最左是安特生、最右是德裔好意思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前排左一至三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颢

1921年春，应安特生的要求，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老师维曼（Carl Wiman）派来了年青的奥地利籍博士生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作他的助手，以增强对好意思国的竞争力。师丹斯基的管事由中国委员会资助，他提倡的条目是系数根据我方的参谋发表的论文均以其个东谈主签字。1900年前后，列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东谈主类发祥地，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 A. Haberer）曾在北京的药店收购了普遍龙骨，后经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强项，其中有一颗很像东谈主类牙齿。1918年，安特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一带教诲早期东谈主类活动遗迹。三年后得知隔邻的龙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安排师丹斯基赶赴，在著名好意思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指导下从事发掘管事，成绩甚丰，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东谈主奇迹发掘的大幕。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西部寻找哺乳动物化石。年底，刘长山带回北京数百件石斧、石刀等多样石器，均购自兼并个地点——渑池县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带着五个东谈主第一次来到距离渑池县城15里远的仰韶村，他们每天在村子周围不雅测、摄影、教诲，在冲沟断面上发现了彩陶与石器共存的征象。他们在八天时间里聚集、购买到了普遍的石器和陶片，以及极少骨器和蚌器，装满四大箱运回北京。安特生回京后作念了一年考古学参谋，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邃古期间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他将我方的想法告诉了丁文江和翁文灏，得到了二东谈主的支撑，而况获取北洋政府的批文。1921年10月，安特生和袁复礼、师丹斯基等沿途在仰韶村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他们在36天中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连续出土了普遍文物。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储藏的仰韶彩陶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初始入辖下手强项这些文物。在C-14定年法尚未问世的年代，独一的圭表便是与同期笃定了年代的文物比较较，但是在那时的中国，莫得一件不错用来行为参照物的文物。因此安特生只得将视线彭胀到中国境外，查找了普遍西方地学者对于7000多年前中亚地区安纳乌文化奇迹的文件云尔，发目下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安纳乌的彩陶有着极其相似的斑纹和色调。安特生以仰韶奇迹发掘为基础撰写了《中华邃古之文化》一书，初次提倡“仰韶文化”的见解，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期间的假说。经过系统全面的参谋、强项和论证，群众们一致认定安特生的判断，即仰韶奇迹是中华英才新石器期间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定名的邃古文化体系，仰韶村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最先。

历久以来，丁文江职守着家庭经济的重任。1921年底，丁文江辞去了地质观察所的管事，转任名誉长处，而由翁文灏接任长处一职。丁文江卖掉了北京的房产，赶赴热河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司理，但他在学界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时时斗争于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北票所在的热河向阳县。每当丁文江回到北京时，就借住在大草厂巷子安特生的家中，他们经常在早餐时一边喝茶，一边谈天。午夜时刻，两东谈主暂时忘却劳苦的广泛，坐在北京星空下的院子里享受倏得宁静。有时傍晚丁文江得闲，胡适和翁文灏也会造访，这辱骂常可贵的智者间的交流时光。其后安特生回忆谈：“咱们最大的乐趣便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绝不装潢的怀疑方针，对那时的政坛东谈主物进行辛辣的描摹，而胡适总能奥密地为这么的描摹添加念念想上的注解。”

甘肃考古与北京东谈主

1922和1923年之交，安特生与地质观察所的谭锡畴沿途在山东蒙阴发掘出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经师丹斯基鉴别为一种从未发现过的蜥脚类长颈恐龙，其后被定名为“师氏盘足龙”（Euhelopus Zdansky）。为了寻找华夏与中亚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研讨，安特生又于1923年6月率队沿着黄河赶赴大西北，他服气中中语明与其他文静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送和生长。教诲队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寻访探考，发现并系统发掘了包括皆家坪、朱家寨、马厂沿、半山等约略50个奇迹，涵盖重新石器期间末期到青铜期间初期各个阶段的史前文静。罕见是在黄河支流的洮河流域，安特生找到了中国彩陶类型最为丰饶、存量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1924年10月29日，教诲队带着225箱文物满载而归，回到北京。

在西北地区为期16个月的教诲和发掘管事，使得安特生弥散淹没了专科的地质观察，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1925年头，安特生在位于丰盛巷子的地质矿产陈设馆展出了西北之行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渊博反响。同庚春天，他在北京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教诲回报。东谈主们惊诧地得知，在西部边域之地居然有如斯之多雷同于仰韶奇迹的史前文化遗存。安特生的后果也激发了海外学术界的庸俗关注，好意思、英、法等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华进行考古发掘。利弊的海外竞争引起了安特生的不安，还是进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瑞互助面对渊博挑战。在安特生、丁文江、翁文灏等东谈主的悉力股东下，1925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契约，首先将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全部运去瑞典纪录和初步参谋，然后将其中一半分七次返璧中国。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储藏的甘肃考古文物

此时安特生面对两种采选：一方面，斯德哥尔摩高专的地质学老师职位恭候他上任；另一方面，他得到北洋政府矿务参谋人的两年续聘合同。由于有了中瑞政府的契约，安特生确当务之急是回到斯德哥尔摩建立一个博物馆，用于储藏属于瑞典的那一半文物。为此他苦求并获批从北京的参谋人位置去职一年，将斯德哥尔摩的老师管事推迟到1927年头始，建立博物馆的议论也得到了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的全力支撑。1925年5月20日，安特生完成了对于自1918年以来瑞中科学家的互助以及已发出和返还的考古发掘品的完满回报。他在中国纠合管事了11年之后于该年7月1日踏上归程，好多东谈主前来为他和第二任爱妻兼助理艾尔莎（Elsa）送行。7月17日，安特生配头抵达斯德哥尔摩，全新的管事行将伸开。

在回到瑞典后的一年里，安特生撰写了《龙与洋鬼子》一书，先容他在中国的经验和见闻，其后被译成多种翰墨出书。1926年，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新缔造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的东亚考古学老师和馆长，而况租用了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新建大楼三层行为博物馆馆址。东方博物馆兼具参谋和展览双重功能，为此安特生招募和培训了对考古发掘品进行制备和拍照的专科东谈主员。1926-1927年间，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携王储妃环球旅行，同期进行考古与艺术历史方面的参谋，中国事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1926年8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拉格雷利乌斯一同回到北京，他们的一项重要管事是为10月份来华的王储配头进行多样准备。在王储伉俪看望期间，安特生和翁文灏等东谈主议论举办一次海外学术会议，展示中瑞两国多年来的互助后果。

在此次离开瑞典之前，安特生曾给乌普萨拉的维曼老师写信，了解其结合的古动物专科近来在化石测定方面的进展。到京后不久，安特生就收到维曼的复书，其中最令他震荡的两个字是：“东谈主属”（Homo Sp）！自从八年前安特生到周口店教诲，长久莫得健忘那处可能掩饰着东谈主类起源奥密的岩穴，他早故意象而况最渴慕的论断终于得到说明。其实师丹斯基回到乌普萨拉后，很快就在周口店的化石中找到了原始东谈主类的牙齿，但是性情内向严慎的师丹斯基却莫得实时向安特生回报这一发现。1926年10月22日，中外学者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会堂为王储配头举办了恢弘的接待会，梁启超、翁文灏等东谈主作念了回报，这是中国粹者初次对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及中瑞互助进行总结。在接待会终了前，安特生通知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东谈主类牙齿化石的音书，将会议推向高潮。

古斯塔夫·王储配头（前排左一和左三）看望太原，前排右一为新常富，二排左二为拉格雷利乌斯、右一为安特生

11月14日，瑞典《逐日新闻》报纸头版刊登了题为 “在乌普萨拉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东谈主”的音书。这一重要发现那时虽未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但为促成地质观察所与协和医学院签署互助契约、缔造重生代参谋室、大限制发掘周口店东谈主类奇迹发掘奠定了邃密基础。最终于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满的北京东谈主头盖骨化石。中瑞两国在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互助硕果累累，斯德哥尔摩高专、乌普萨拉大学及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与中国建立了历久互助关系，有些管事延续于今。1922-1929年间，在地质观察所主持的《中国古生物志》期刊上，跨越半数的论文是由瑞典科学家或中瑞两国科学家互助发表的。1926年的秋天是安特生和丁文江东谈主生中的高光时刻，两东谈主在瑞典和中国成为超等明星。

未竟的职业

1926年冬，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协商，议论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柏林至中国的航路，组织一次以西方科学家为主的对中国西北地区全面的科学教诲。经安特生的建议和匡助，赫定拜访了地质观察所长处翁文灏，次年二月强项了契约。当契约现实传出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不悦。3月5日，北京大学参谋所考古学会、古物陈设所等学术团体的代表召开进犯会议，缔造“中国粹术团体协会”，发表了《反对番邦狂放袭取中国古物之宣言》。安特生身不由已地卷入这场争端，在两边之间搬动和相通。经过反复谈判与计议，赫定终于在4月26日与中国粹术团体协会签署了互助契约。1927年5月9日，由中瑞两国科学家构成的西北科学侦探团从西直门火车站启航，历时八年，取得了令众东谈主属所在配置。

左：安特生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的《甘肃考古记》；右：安特生在为初建的东方博物馆布展

在西北科考团起程的兼并天，安特生也在哈尔滨登上泛西伯利亚列车，告别了我方先青年活了12年之久的第二故乡。终末两年的冗忙奔跑，罕见是对于赫定西北科考团的多样纷争起落，使得安特生身心尴尬。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海边别墅和意大利里维埃拉疗养了三个月之后，他才冉冉复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特生初始分类整理从中国挖掘和收购的文物，与列国同业切磋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和展览，劳苦而富足见效。1929年安特生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在创刊号上疏忽追忆了我方在中国的经验，他的两部文章《中国东谈主和企鹅》与《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参谋》接踵问世。1931-1933年间，由于瑞典克朗增值及资金短缺，《中国古生物志》的出书际遇贫苦，乌普萨拉大学的中国考古藏品无法依期返璧，安特生为最终处理这些问题作念了好多悉力。

安特生离开中国之后，丁文江重返学术界，两东谈主一直保持通讯研讨。这期间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幸驾南京，北京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学术最高殿堂——中央参谋院缔造。1933年，丁文江赶赴西欧和苏联旅行，了解不同社会轨制下科学院的运作方式。他在八月份回程途半途经斯德哥尔摩，闾阎重游，拜访了安特生和赫勒等东谈主，参不雅了新建的东方博物馆。在安特生的家中，两位相知手持一杯清茶风雨连床，他们指摘往常的旧时光、科学与政事、东方与西方……似乎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大草厂巷子，这亦然两东谈主的终末一次碰头。丁文江归国后不久，即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处事。1936年头，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勘测煤矿时，因煤气中毒灾难英年早逝，留住一段“峻岭活水遇知己”的佳话。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带着终末一批拟返还的文物，第三次来华管事。他在已迁到南京的地质观察所新建大楼门前走下出租车，理财他的第一位中国留瑞学者周赞衡用瑞典语说：“接待回到中国”，又与兼任行政院书记长的翁文灏共进晚餐。来华期间，安特生先后在南京和北平作了系列演讲，与同业们进行了学术交流。1937年6月，他在成都与中研院史语所长处傅斯年强项了简要的教诲契约，与史语所、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的同业构成“西康教诲团”，赶赴成都附进和西康地区寻找史前奇迹。但是“七七事变”爆发迫使教诲团提前终了管事，安特生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最新参谋后果的议论也因此梗阻。在地质观察所还举办了这些返璧环物的展览，包括数百件史前彩绘陶器在内的许多物品在战乱年代着落不解。

左上图是1916年落成的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大楼，其余三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在1926-1946、1946-1962、1963于今不同庚代的建筑（笔者摄）

1937年10-11月间，安特生目击了淞沪抗战和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上海海外饭铺11层的房间拍下了日军轰炸闸北的像片。在北平，安特生入住北京饭铺304房间，对面便是11年前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配头下榻的豪华套房，此时已被日本东谈主占据。面庞一新的古都令他异常愁肠，几天后就告别了这座城市。1938年5月底转谈越南回到瑞典后，安特生撰写了21章272页的《中国为宇宙而战》，于1939年出书了英文版。在前半部中，安特生从北伐打仗、南京政府，到重生活通晓、两广事变等，阐发了自从他前次离开后中国的变化。后半部中包括日本对华策略、“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对抗活动、列国对中日打仗的气派，以及安特生对东亚改日走向的分析，该书可能是最早向宇宙翔实先容中国当年正在发生的战事以及发挥中国抗战宇宙意旨的英文文章。

安特生初来中国时际遇一战爆发，而当他终末一次离开之际，恰逢二战前夜。安特生自合计一世中最光线的事，一是极地教诲、二是在中国的管事，在瑞典他被称为“中国的古纳”（Kina-Gunnar，Gunnar是安特生的中间名）。1939年，65岁的安特生退休，络续从事参谋和写稿，1960年10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安特生长久合计，延续数千年的中中语明从未中断过，在东谈主类历史上是一花独放的，他对中国的改日充满但愿和期冀。本年秋天，几位中国参谋东谈主员来到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从事互助参谋。他们借助现代 3D 扫描本事，将一百多年前从中国运来的哺乳动物化石原始标本数字化，从而以高分辨率可视化的神志参谋和分享化石数据。在中瑞建交75周年前夜，愿两国年青一代学者的互助为安特生始创的职业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件

[1] Jan Romgard: 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 Fri Tanke, Stockholm, 2018.

[2] 韩琦：从矿务参谋人、化石聚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法国汉学（第18辑），2018.

[3] 李学通：揭示中国抗战的宇宙意旨——安特生与《中国为宇宙而战》，抗日打仗参谋，2022.

2024年11月19日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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